取消了因果律，传统小说也就站不住脚了。现代小说对于传统小说的突破正是在这里。
契诃夫的朋友谢·尼·休金记述过他的一番话：
“凡是跟小说本身没有直接关系的东西，全都应该毫不留情地去掉。如果您在第一章里说，墙上挂着一支枪，那么在第二章或者第三章里它就应该用来射击。如果没有人去使用，那么它也就不必挂在墙上。”
我不知道是否后来有小说家受到相反的启发，特地要去描写一支没有射击的枪。比方说，在每一章里都提到它，让它老是挂在墙上，但是直到最后，这支枪也没有派上用场。我觉得这倒是很有意思的。
罗伯－格里耶在《现实主义与新小说》中谈到《包法利夫人》时说：
“小说的头七页就是班上的这个男孩子在说话，是他在讲述查理·包法利到了班上，他戴帽子的方式，并详尽地描写了他的帽子。描写帽子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细节，超出了上下文意义的需要。福楼拜在初稿中曾用了好几页的篇幅描写查理的这顶帽子，他曾把这段文字念给他的朋友布依埃和杜康听，征求他们的意见。他的朋友们很不满意，说：‘居斯塔夫，你把你的读者弄糊涂了，这个细节毫无意义。’”
福楼拜的朋友的话与契诃夫所说“有惊人的相似”。这里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哲学，一种对我们这个世界（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基本认识，即所有的东西都具有意义，所有的东西都能够被纳入某种秩序，所有的变化都能够得到解释。这些统统可以被归结为我们常说的因果律。因果律在“因”和“果”之间建立的那种固定的、相互呼应的关系，反映的正是人们对绝对秩序感和绝对合理性的要求。
在契诃夫的例子里，显然射击只是那支枪的一种可能性，同样，不射击也是一种可能性，为什么后面这种可能性被剥夺了呢。答案当然是因为它属于“跟小说本身没有直接关系的东西”，“毫无意义”。可是这种判断（包括契诃夫所说的“小说本身”的存在）还需要有一个依据或前提，这也就是上述那种哲学。问题不在于合理性是否合理，问题在于合理性的合理性是否合理。
如果我们承认因果律的这一前提，因果律当然就是合理的，甚至是必须遵守的。反过来说，因果律也是契诃夫所谓“小说本身”的基本保证；没有因果律，“小说本身”就不存在了。一个作家无论如何要合乎自己的逻辑，能够自圆其说。所以你不能把一支不合理的枪放到一个必须处处合理的小说的语境里。在这个语境里，那支枪非得射击不可。一支莫名其妙的枪必然会给由“跟小说本身有直接关系的东西”构成的叫做“小说本身”的秩序造成极大的干扰，以致最终从根本上起到一种颠覆作用。
契诃夫是我非常喜爱的作家，我在这里所说丝毫没有贬损他的意思，我甚至觉得他这番话并不能完全概括他自己的创作，就像毛姆说过的那样：“即使是契诃夫，也只有觉得适合他需要的时候，才恪守自己的原则。”其实他更像是在陈述一个有关传统小说的事实。全部传统小说都是建筑在这样一种人为规定的“有意义的”、“合理的”秩序之上。附带说一句，对传统小说的阅读也正是对这一秩序的再次确认。所以尽管根据因果律，果必有因，因也必有果，就像那支枪如果存在，它就必须发射，否则就不得存在一样，但是这丝毫也不妨碍我们仍能饶有兴趣地读下去。人们正是要在因果律中去体验因果律的那种“有意义的”、“合理的”秩序感。
取消了因果律，传统小说也就站不住脚了。现代小说对于传统小说的突破正是在这里。现代小说可以说都是“外小说”，即都是在传统小说的范围或秩序之外去考虑问题。对于现代小说来说，传统小说所谓的反映现实，其实反映的只是被规定化或理想化了的现实。大概正因为契诃夫这样写，所以罗伯－格里耶才那样写。就像他在讲完有关《包法利夫人》的那段话之后讲的：
“应该说，对这顶帽子进行一层，二层，三层……连续层次的描写，就是现在新小说的描写。读者得到的是一个看不见也无法想象的怪物，它超出了上下文意义的需要。”
这与我设想的那样一支没有射击的枪或许正是一码事罢。
